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中西茶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，主要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。新航路开辟之后，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，东西方交通大开，传教士与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来，成为沟通中西的媒介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，传教士与商界密切联系：对传教士而言，传教需远赴重洋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花费不菲，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;对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，传教士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，对中国较为了解，有些甚至精通汉语，这对发展商业具有重要价值。在这一大背景下，传教士与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联系，能够在茶叶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比如著名传教士罗伯特·马礼逊，他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，1807年来华时历经波折，先从伦敦出发横跨大洋到达美国纽约，在那里努力寻求帮助，得以乘坐美国同孚洋行的商船，最终“马礼逊乘坐‘三叉戟号’远航前往中国，于1807年9月抵达”。在中国拓展传教事业绝非易事，马礼逊虽竭尽全力但仍然难有进展，自1809年起，他因为经济拮据不堪而难以为继，不得不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：

“在马礼逊先生与玛丽小姐结婚的美好日子，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礼上宣布了任命书，马礼逊的年薪为500镑。这可视为较为充足的证据：马礼逊此时已经较好地掌握了中文。与此同时，由于他具备谨慎坚韧的良好品性，东印度公司才将其安排在这一独特而辛劳的职位之上。”

此后，作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的马礼逊不再专职传教，而是长期担任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，其任职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。由于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为茶贸易的迅猛增长期，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而言堪称发展茶叶贸易的关键期，根据统计，正是1760至1833年间，茶叶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，逐渐在公司所购货物中占据绝对优势，甚至在1825至1833年间，茶叶贸易的价值占公司所有商品价值的比例高达94%。可以想象，马礼逊拥有的关于中国的丰富知识，其“熟练地掌握了中文”，对促进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。

再如著名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，他是于1850年抵达福州，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，1864年曾返美修养，1866年即返回香港传教，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国定居，最终病逝于1880年。作为传教士，卢公明的在华传教事业并不顺利，甚至可以说举步维艰，其本人的生活极为窘迫，经常处于身无分文的悲惨境地，“没有钱来帮助友人，无力做些善事，无法购置一些书籍、衣物及来自美国的食品，我不想再在这里生活。……(希望自己)不用总是因为工资微薄、支出窘迫而感到无奈”。更加不幸的是，卢公明与家人屡遭疾病打击，其两任妻子与年幼的女儿均不治而亡，他自己也饱受疾病折磨，喉咙疼痛得甚至一度失声，他的传教事业实在难以为继。经过反复考量，卢公明于1868年投身琼记洋行，参与到了当时迅猛发展的中西茶贸易。卢公明并没有记述自己如何投身茶叶贸易，但在其语言学书籍《英华萃林韵府》的附录中，他详细记述了茶行的工作，所列举的茶行中的分工多达数十种，显示出作者对茶叶贸易的熟稔，或许弃教从商并非出于本心，他对自己在商行的具体工作讳莫如深，但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，卢公明熟于茶叶贸易，堪称行家里手。卢公明在琼记洋行工作期间，这一时期该行茶贸易迅速发展，卢公明从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