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教士不仅直接投身茶叶贸易，而且其他工作有时亦与中西茶叶贸易有所关联。比如马礼逊，他除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之外，也曾经担当其他任务，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来华访问时，马礼逊作为翻译发挥了自己的作用，该使团访华的根本目的为扩大贸易，对茶叶贸易颇为看重，1816年1月17日，秘密商务委员会致函阿美士德勋爵时，明确提出以茶叶贸易为例说服乾隆皇帝：“现在，每年东印度公司前往广州的船只……在该地运走大约三千万磅重的茶叶。该贸易对中国人而言亦非常重要，……可以想见，能够很好地维持该贸易时，中国政府不会鲁莽丢弃。……他们能够想到，把我们所购茶叶的大部分由其它国家运走，以此削弱我们的地位，可以向他们说明，……英国消费茶叶超过了欧洲其它所有国家，美国的茶叶消费量更小，最终只能是中国受到损失。”

再如德国路德会牧师郭士立，他于1831年来到澳门，不仅曾经投身英国东印度公司，担任中文翻译，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有所贡献，而且还多次潜入中国沿海，进行航道勘测等非法秘密活动。郭士立曾随同“阿美士德号”觊觎中国，还成功地抵达了茶贸易重地福州港，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到：

“……我们昨日才触摸到陆地，今日已经抵达福州港，黑暗笼罩着大地，难以辨清福州港所处的地形，领港很出色，把我们安全地引导了进来。现在，我们即将到达为欧洲人提供茶叶的重要产地了。茶山四处蔓延开来，这里稻米产量不足，无法满足本地消费，但是其出口的木头、茶叶与竹子数量可观，足以抵消进口稻米与棉花所需，而且尚有盈余。……”

临近西方人梦寐以求的茶产区，郭士立急于进行详细刺探，但是当地官员对此已经有所戒备，他虽然已经极为接近武夷山区，但却无法潜入，后来被迫返航。郭士立对潜入茶产区念念不忘，伺机再次付诸行动，1834年11月，他又伙同英国鸦片贩子戈登伺机潜入武夷茶区，这次两人获得成功，经过考察，他们不仅基本掌握了有关茶树栽培、病虫灾害的知识，还了解了制茶方法、茶叶销售等内容，戈登还很有心机地采集了武夷山优质茶树标本，带走了一定数量的茶种。第二年，并不满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试图再次秘密潜入，进行进一步了解，但颇为警觉的清军进行了拦截，使其无功而返。郭士立在茶区的探险活动，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区以及茶学的基本知识，对后来福州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响，而福州后来辟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贸易，便利了中西茶贸易的进行。